起因與遙遠 Causation and Remoteness
「起因」與「遙遠」這兩個論點是相關的，在侵權法的案件中最常遇到。除非索償人能證明損害 harm 是由侵權人直接導致，否則索償失敗。即使索償人能充份證明傷害因由，但如果損失 loss 不是由此損害帶來，那麼索償也終歸失敗。
索償人首先要證明 “違反責任 breach of duty” 是導致損失的成因，雖不一定是主因，卻是 “實質上招致 materially contributed” 的原因。裁定這個爭論點，一般採用 “要不是 if not” 的測試，其作用不是用來確定法律責任，而是排除那些 “不是” 的原因。Denning 大法官說：「要不是那個過失，損害就不會發生，那 “特別的過失”就是損害的原因。 如果存在那過失或不存在那過失，事情都一樣發生，“那過失” 就不算是損害的原因。」Barnett v. Chelsea Hospital, HL1969： 在急救中，醫生沒有檢驗病人，這病人不久死於砒霜毒藥。 證據顯示，即使醫生進行檢驗，那病人也會死，因此 “沒有進行檢驗” 不是死因。
但「要不是」測試辨法不一定管用，比如兩個過錯同時發生在索償人身上，每個過錯都是損害的充份原因。 在此情況下，此測試引致一個非常荒謬的結果：任何一個過失都不是傷害的原因，但事實上兩個都是招致傷害的原因。
如果不知道確實傷害的原因，又會產生困難。
McGlee v. National Coal Board, HL1972：由於工作環境暴露於一種含有磨損性 abrasive 的塵埃中，原告人因而引致皮膚炎。他的雇主不須為此暴露負責，因工作環境確是如此。 但他的過錯在於沒有供應清洗設備，致使原告人要乘單車回到家裡時始能清洗，從而使磨損塵停留在皮膚上更長時間。法庭判原告人索償得直，因他能證明被告的失責增加傷害的危險，雖然以當時的醫學知識還未能證明過失的或然性。McGlee 案的判決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醫療失誤的事故。那是「失去機會 lost chance」的問題。
Hotson v. East Berkshire Health Authority, AC1987： 一個男孩從樹上跌下來，以致臀部骨折。醫生斷症錯誤，令到他的臀部變形。專家指證，即使孩童得到正確的診斷，仍會有75%機會變形。上訴庭支持原審庭的判決，要被告賠償25%的損失。但上議院以 3：2 多數推翻上訴庭的判決。上議院採用「“全部”或“沒有” all or nothing」的傳統態度，沒有折扣這回事。由於院方只有 25% 疏忽機會招致孩童的傷害，原告顯然沒滿足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的原則去證明被告的失責。
多次連續損失的原因-------有連續損失的原因，“要不是” 原則只適用於最先的被告。
Performance Cars Ltd v. Abraham, AC1962：第一被告不小心駕車撞向 Rolls-Royce，R- R 又被不小心的第二被告撞多一次。第一被告要負基本責任。第二被告不須負責 R-R 重新噴油的費用，理由是在第二被告碰撞時 R-R 已經需要補噴油。
新行動介入Novus actus interveniens (a new intervening act ------ 一個新的介入行動可使“被告失責”與“原告蒙受損失”的因果鏈斷了。 結果是被告不須負責，即使他已是違反 duty of care。
「新介入行動」可以是：
（一）第三者的行動
Baker v. Willoughby, AC1970：被告人不小心駕駛撞倒原告人，結果原告人一隻腳跛了。在意外發生後及案件開審前的期間，在一次劫匪行劫中，他先前受傷的腿被槍擊中。結果那條腿要鋸掉，原告人喪失謀生能力。法庭裁決槍手的行動不是「新的介入行動」，被告仍須負責。原告人喪失謀生能力源於第一次傷害。劫匪及後來的鋸腿改變不了結果，雖然傷害最終變得嚴重。
Jobling v. Associated Dairies, HL1982： 由於雇主的疏忽，原告人滑倒以致背部受傷，喪失 50% 謀生能力。 三年後，他的病情轉為嚴重的脊骨病。 這病不是由意外帶來的。結果他完全不能工作。在此案，脊骨病是「新的介入行動」，此病令被告失責與原告蒙受損失的鏈弄斷。
（二）原告人自己的行動。即是說，索償人應向自己的損害負責。
McKew v. Holland, HL1969：由於被告的疏忽，原告人的腿受傷了，自此他的腳變得無力。有一次，他意圖爬上一度沒有扶手而又陡斜的樓梯，又沒有尋求協助，他跌了下來，傷腳受到更嚴重的傷害。法庭裁決，爬樓梯受傷是「新的介入行動」。原告受傷的因果鏈斷了，被告不須負責第二次受傷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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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索償人的行動成為新的介入行動，此行動在任何情況下都必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Corr v. IBC Vehicles, AC1952：死者在工作中遭受嚴重意外。雇主完全承認責任。該次意外令死者患上憂鬱症，而病情更趨惡化。意外發生六年後，死者由一座多層停車大廈的項樓跳下自殺。他的遺孀向雇主追討亡夫的身體和心理上傷害的損失。雇主被判須為疏忽行為負責；死者的自殺行為不是新的介入行動。 他的自殺是嚴重憂鬱病的反應，此反應是由雇主的疏忽而來，使死者不能對自己的未來作理性的抉擇。
（三）大自然的行動，一般是不會割斷因果鍵的。 但如果大自然介入的行動是不可預知、而又獨立於最初的疏忽行為，被告不須為此負責。
Carslogie Steamship Co. Ltd. v. Royal Norwegian Government, HL1952： 原告人的船在一宗撞船意外中受到損害。 作一番暫時性的維修後，船繼續向美國的港口駛去，以期作永久性維修。 船隻在橫渡大西洋時遇上風暴，再遭受創傷。法官裁決被告不須為風暴做成的損害負責。風暴在每一次航行都可能發生，所以風暴不是撞船的後果。
先前說過，傷害或損失必須是違反責任帶來的直接後果，否則被告不須為他的過失負責。為了合理規限被告應負的責任，法律必須劃上一條界線；超越界線以外稱為太遙遠的後果，被告是不須負責的。
Re Polemis, CA1921是為「直接成因 direct causation」定下此界線的首宗案件。一艘乘載揮發油 benzine 的貨船上，一個工人在缷貨時不小心將一塊厚木板跌落船艙裡，引起火花，船艙的石油氣體隨即爆炸，以致整條船及它的貨物全遭毀滅。工人的雇主被裁定須負整條船毀滅的全部後果，因損害是直接由本板掉下的疏忽而引起。
但在The Wagon Mound案中，大法官狂批上述案件定下的direct causation原則不公平，並重新釐訂「合理可預見reasonable foresight」的新原則。由於此案是由樞密院審判，裁決不能推翻前案上訴庭的裁決（只有上議院能推翻），所以兩
案的裁決都是現行良好法律原則。
The Wagon Mound (No.1), PC1961：由於被告的疏忽，大量燃油從油輪漏入悉尼海港。漏油飄浮到原告的碼頭，並混和一些棉團。當時碼頭正進行焊接工作。原告獲得被告安全保證後，繼續工作。但在做焊接時，釋出的火花燃著了吸滿燃油的棉團，引發火災，二船著火並燒毀，碼頭亦受嚴重污染。
原審法官追隨Re Polemis 判例，判被告人負上全部火災的後果，因碼頭的污染是可預見的後果。但樞密院推翻判決，裁定 “remoteness” 的驗證是 “合理可預見度 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因有專家證供，碼頭的污染是不能預見，所以被告人對此不須負責。
蛋殼頭蓋規則 ‘Egg-shell skull’ rule
如果傷害的種類可預見，但由於受害人一些早已存在的特殊情況，傷害嚴重性因而不能預知，被告人仍須負責全部損失。
Smith v. Leach Brain, CA1962： 由於雇主的疏忽，一些溶化的金屬潑在受害人的嘴唇上，使之燒傷。灼傷引致的癌奪去受害人的生命。在意外發生時，受害人的唇已有惡性腫瘤，腫瘤遇到外來因素，可急速惡化。雖然因癌致死的後果不可測，雇主仍要為他的疏忽負全部責任。
對疏忽的抗辯 Defences to Negligence
原告的傷害有時部份原因是由他自己的疏忽所致。要成功作此抗辯，被告不須舉證索償人對他有 duty of care；他只須舉證索償人 “並無為自身利益合理地照顧自己；而由於他缺乏此種照顧，才有此傷害。”
被告人可以用以下的抗辯理由，期能免除全部或部份對索償人傷害的責任。
A. 分擔疏忽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相對疏忽Comparative Negligence——
香港有一條 Law Amendment Reform (Consolidation) Ordinance，規定損失如何分擔，雙方的疏忽都要考慮，不討論條文了。看看一些分擔疏忽的案例。
Badger v. Ministry of Defence, 2006： 死者的肺癌是由於他的工作須暴露於有石棉的環境，而是他過多吸入石棉纖維所致。他曾屢被警告吸煙可致癌而仍未能戒煙，由是引致分擔疏忽的辯護。
Westwood v. Post Office, 1974： 雇員由一條腐朽的樓層跌下一個安裝了危險機器的房間。房門已貼有禁示進入的通告。雇主的疏忽責任沒有被分擔，因為此種危險非雇員所能預見。雇主的辯護認為雇員應預期有危險，法庭不接納。
索償人須表現出合理自身照顧的客觀標準，和被告須採取避免疏忽的要求相同。索償人該合理預見，如果他不表現為一個 “reasonable man”，他自己會受傷害，而 “分擔疏忽” 的辯護也由此成立。
B. 自願冒受傷風險 Volunti non fit injuria——
這格言意指：A 如果同意，自願參與由 B 造成的傷害的風險（如與 B 拳賽），A 以後不能向 B 追討因實現該風險而招致的損失。作為成功的辯護，B 必須證明（一）A 不單同意風險帶來實際的損失，並（二）同意放棄法律追討的權利。原告人必須自願甘受傷害的風險。他須確知有風險及其性質 nature和程度 extent。被告單是證明原告知道有危險是不足夠的，還須證明原告同意（明示或暗指）接受風險。
Morris v. Murray, CA1990： 在極端惡劣天氣下，原告充份知道被告在大醉中，仍願應被告的邀請乘坐被告的私人飛機，由被告駕駛。那飛機一起飛就即時撞毀。法庭認為在此情況下，已有足夠推論原告己暗示同意放棄起訴權利。
C. 不能基於不光彩理由起訴 Ex turpi causa non oritur actio（From a dishonourable cause an action does not arrive）
一個聲稱 alleged（即未證實）錯誤發生時，索償人正做著犯罪的勾當。據此格言，索償人得不到賠償。
Vellino v. Great Manchester Police, CA2001：原告企圖擺脫警方的拘捕，從自己居所的窗口跳落二樓，因而傷及腦部。他控告拘捕警官疏忽，聲稱當他跳下時，在場警員站著不動，任由他跳下。上訴庭裁決上述格言適用，因原告依賴拒捕的非法行為去索償。
Gray v. Thames Trains Ltd, 2009： 被告的疏忽引致兩列火車嚴重相撞。原告人由是引起嚴重心理抑鬱病，而此抑鬱病又導致他殺人而被判誤殺。他被判誤殺罪，服刑時索償工資收入的損失。上訴庭判他得直，理由是索償理由未被格言擊敗，因為索償與他的犯罪行為沒有關連。上議院推翻上訴庭的判決，裁定原告喪失工資收入，是由於他因誤殺定罪而遭監禁，所以格言排除他索償的可能。
（附註：法律每天都在變，故這些文章只提供讀者一些法律常識，並不能依賴為專業意見，也並一定能提供最新的法律資訊。讀者自身如涉入有關法律問題，仍應諮詢私人律師尋求獨立意見，不要全依賴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