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約法（十） 威嚇及不當影響 Duress and Undue Influence

這篇討論威嚇 duress 及不當影響 undue influence 的概念。在這裡須考慮：

1.      由於威嚇以致合約可變成無效的環境

2.      由於不當影響以致合約可變成無效的環境

此類合約的達成可以是由一方向另一方施加不正當壓力的結果。

威嚇  Duress

威嚇是一個普通法的概念。在威嚇下達成的合約是可以無效的 voidable。威嚇在普通法下的範圍是非常狹窄，僅限於一方以不法的身體暴力、或恐嚇施加暴力，加之於另一方，而使另一方產生對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恐懼。此種恐嚇必須是非法的，是將會犯了刑事罪行或民事侵權的恐嚇。所以恐嚇禁錮，如若執行是非法，則成為威嚇；相反，如果禁錮的執行是合法，則不算烕嚇。同樣，恐嚇將會對已確實為犯罪的行為會作刑事檢控，或將會依法律程序作民事毁約或侵權起訴等，一般也不作威嚇看。以前案例拒絕對「物件恐嚇」構成使合約無效的理由，但現代法庭對此採取較有彈性的看法。故在The Siboen and the Sibotre, 1976中指出，恐嚇會將屋子燒掉或將畫砍壞是一種威嚇。

由本港一宗上訴至樞密院 Pao v Lau Yiu Long, 1979 的案及隨後幾件案件，法庭逐漸推演出一套 「經濟威嚇」的原則。North Ocean Shipping Co Ltd Hyundai Construction Co Ltd, 1978：被告是一間造船公司，同意以 US$30,950,000 替原告建造一艘超級油輪，分五期付欵。原告付了首期後，美元急跌。被告要求原告增加建造費，否則恐嚇完全停建。被告不知這恐嚇特別有力，原因是原告已獲得在油輪建成後一份利潤相當豐厚的包租charter合約。原告明知被告無權要求增加建造費，仍照付與餘下四期，並多付一成建造費。大約八個月後，原告向被告追討多付的一成建造費。

法庭裁決原則上這是一件「經濟威嚇」案件，因為威嚇停建是不正當及對原告意願高度的強迫，原告原本是可以拒付附加建費的。但由於在此案中，原告投訴的過遲構成對加建費的確認，使原告喪失了推翻合約的機會。

Atlas Express Ltd v Kafco, 1989 提供「經濟威嚇」良好的解釋。被告同意供應籃子製品給 Woolworth 的分店，又達成由原告供應籃子、並協議於某個特定價錢。由於錯誤，原告將價錢定得太低，拒絕送貨，除非被告能給予更高的價錢。由於恐怕找不到另一貨運公司、及毁約做成災難性的後果，在抗議下被告繳付了額外價錢。法庭裁决烕嚇破壞了合約。被告並無真正選擇，唯有任原告所擺佈。

在DNSD Subsea Ltd v Petroleum Geo-Services ASA, 2000一案中，法官 Dyson 認為可起訴的威嚇一定是一種壓力：（一）其效果是對受害者構成一種強迫、使他別無選擇；（二）是不合約定的 illegitimate；及（三）是促成原告訂立合約的重要理由。決定是否 illegitimate，法庭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是否有毁約恐嚇、施壓的人懷着好意或是惡意的動機、受害人是否有真正的選擇或向只能向壓力屈服、受害人當時是否有抗議、或據理依約辨事等。

法官 Scarman在Pao On v Lau Yiu Long 案中指出“強迫意願”是威嚇的要素。

不當影響  Undue Influence

威嚇在狹隘領域的普通法中，逐漸發展出衡平法的不當影響的原則。不當影響是對另一方施加不適當壓力（但未達致普通法烕嚇的程度）以達致成立合約。如合約之達成有不當影響成分，據此原則，該合約是可作無效的 voidable。

不當影響的典型範案例是 William v Bayley, HL1866 一案。一個兒子假冒父親的簽字給予銀行三份借據。在三方的會晤中，銀行很明顯表明，如果達不到某些安排，兒子可能被起訴。其表達是以如下方式進行：“我們只得一條道可走；我們不能私和compounding一件嚴重罪行（私和是私下安排解決刑事責任）。”這是一件嚴重的事，可終身流放。” 這些話的後果，令父親絕望地說：“我該怎樣做？”  最後，父親與銀行達成書面協議，由父親簽署一份衡平法按揭 equitable mortgage給銀行以換回三份借據。

法庭裁決這個協議無效，理由是銀行曾施威嚇，利用父親對兒子安全的恐懼。衡平法的原則是：當雙方不平等時，其中一方以不公平的優勢強廹弱者達成協議，交易作廢。值得留意的是，此案中的烕嚇，本身並非不法。現行關於不當影響的法律是由上議院在 Barclays Bank Plc v O’Brien, HL1994 及 Royal Bank of Scotland Plc v Etridge (No.2), HL2002 二案中所塑成而將之分類：

1.      確有不當影響。原告必須證明在案中被告確施加不當影響。此種不當影響不

須有過往歷史，但一般原告與被告間都存在着某種關係，如夫婦。原告也不必證明此等不當影響對他相當不利。

2A. 特殊關係。此類適用於某種已建立好的特殊“信託 fiduciary” 關係，如父母與子女、監護入與受監護入、宗教勸導者與信徒、律師與客人、受託人與受益人（不是夫婦）等。這些關係引起一個有「影響」的假設 presumption，影響不一定「不當」。如果事件中有可疑點，就有「不當影響」的假設。假設是可用證據推翻的。

2B. 無特殊關係。此類涵蓋以上沒有提及的特殊關係，但卻存在受 「信託與信任」的一方向另一方施加不當影響。原告人必須證明對被告寄託以信任，而被告須舉證並無施加壓力。

在 Lloyds Bank Ltd v Bundy, CA1975 中，由於老農夫的兒子的生意陷入困境，抵押了他惟一的農舍給銀行以擔保他兒子的公司在銀行户口的透支 overdraft 額￡1,500。後來他再將農舍加按到￡6,000，而他的農舍時值只￡10,000。他的律師告訴他這是他能擔保兒子的極限。兒子的生意繼續不行。銀行的新任副經理告訴農夫兒子必須做一些事，而兒子說他的父親會幫忙。副經理遂拿着填好加按至￡11,000 的文件跑到農舍，對農夫說只有農夫簽署了加按文件，銀行才能繼續支持他的兒子。最後，兒子的公司由產破管理人接收，而銀行尋求執行擔保及抵押。

上訴庭將最後的擔保與加按作廢。新的擔保及加按是為了銀行的利益；銀行適當的做法是要父親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但卻沒有這樣做。正常情況下，銀行與顧客間並無「不當影響」的假設，但上訴庭認為在此案中有。

Denning 大法官在此案欲尋求建立以單一原則，即 “不平等議價能力 inequality of bargaining power”，使法庭可推倒不合理的交易。但在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v Morgan, HL1985 中，上議院大法官拒絕接納一條如此寬廣的原則。Scarman 大法官認為沒有法律可為衡平法裁判權設限。

（附註：法律每天都在變，故這些文章只提供讀者一些法律常識，並不能依賴為專業意見，也並一定能提供最新的法律資訊。讀者自身如涉入有關法律問題，仍應諮詢私人律師尋求獨立意見，不要全依賴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