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九）非自願誤殺（下）

（B）嚴重疏忽

第二類牽涉誤殺刑責的傳統基礎是 “嚴重” 及 “刑事” 疏忽。在此基礎上，要使一個人有誤殺刑責，控方必須證明四個因素：

被告對死者存在着照顧責任；

被告失責；

他的行為引致死者的死亡；及

他的失責任牽涉“嚴重”疏忽。

照顧責任 Duty of Care

此責任可以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存在，例子包括 Adomako（1995）（醫生與病人）；Hood（2003）（近親）；Litchfield（1009）（雇主與雇員）；Singh（1999）（租主與租客）及 Stone and Dobinson（1977）（已承擔的責任）。

失責

有照顧責任者被期望使用公正合理 fair and reasonable 和稱職 competent 的照顧準標。

Bateman（1925）： 被告是一名醫生，被控誤殺。他負責專門照顧一名待產的婦人。他被指控醫療疏忽引致他的病人死亡：他待得太長時間才將病人移送到醫院。他被判有罪，但成功在上訴刑庭推翻判決。上訴庭裁定：誤殺的決定因素是疏忽的程度；那需要高於一般簡單的缺乏照顧，應顯現出忽略他人的生命與安全而達到一種罪行，使國家覺得他的行為應受到懲罰。

“嚴重疏忽 Gross Negligence”

Andrew v DPP（1937）對嚴重疏忽誤殺作了闡釋。在一晚深夜，A 駕駛一部公司車飛馳往一部在途中故障汽車現場。當 A 將車拉出道路對線超越前車時，車撞倒一個行人致死。A 事發後沒有停車。法官引導陪審團，如果 A 是魯莽或危險駕駛，違反當時的道路交通條例，就是誤殺。A 被判有罪。上議院撤銷判罪，指出原審法官的引導在法律上是錯的：單單違反道路交通規例不可能引致誤殺刑責，但他卻正確引導陪審團有關嚴重疏忽作為刑責的另一類基礎。

R v Stone and Dobinson (1977)：Stone 是一位年六十的前礦工，部份耳聾，完全失明，沒有臭覺，與年輕二十三歲的 Dobinson 及 Stone 的弱智兒子一起住，Dobinson 作了Stone 的管家和情婦八年。1972 年，和 S 差不多年齡的妹妹 Fanny 也來和他們同住。F 為了體重而進食很不正常。F 經常長時間停留在自己房間內，待 S 和 D 外出時才出房進食。早在 1975 年，F 被警察發現在街上遊蕩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S 及 D 曾嘗試接觸 F 的醫生，但沒有要求援助。不久，F 的身體惡化。至七月，她卧床不起。當一名鄰居幫助 F 洗澡時，發現 F 沒有獲得正當的照顧已有一段頗長時期。當 D 和 S 外出時，經常表示關心F的情況。她確曾作了一點努力尋找一位醫生卻不成功。1975年八月，F 被發親死於床上，F 和床的狀況是恐怖和嚇怕人。醫學檢驗顯示，幾星期前，F 已極急切需要醫療照顧。

S 及 D 被控誤殺。控方聲稱 S 和 D 已承担照顧 F 的責任，但卻一直對履行責任嚴重疏忽。他們被判有罪，但不服上訴，理由是他們沒有責任照顧F。

上訴被撤銷。關於他們是否有照顧責任的問題，上訴庭裁決，依證供看來，他們確有此責任。引導陪審團是基於「魯莽 recklessness」。於此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此案確定誤殺刑責的類別不限於傳統「魯莽」的意義，即是說被告對有關危險的確實預見，包括被告「對明顯危險的漠不關心」的情況，也包括被告「理解危險卻意圖逃避」，表示出一種「採取高度疏忽的態度去避免危險」。第二點是有關由於被告失責而引起的「危險」。在 Bateman和 Andrews 案中提及「忽視他人生命與安全」；Stone and Dobinson 將此標準降為「忽視體弱人士健康與福祉的危險」及「健康的傷害」，定下一個比死亡或嚴重傷害相當低的門檻。

Dobinson 及 Stone 為香港 Cheung Ping-mui（1991）案所追從。十六歲的 C 被判誤殺。她被指將她剛產下的嬰兒，棄置於一間在新界簡陋小木屋後而引致嬰兒死亡。她的判罪被上訴庭撤銷，由此，法庭接受了誤殺的判刑基礎，可以是由於被告的非法及危險行為或嚴重疏忽引致嬰兒的死亡。香港人熟識的麥道高 MacDougall 大法官重引由 Stone and Dobinson 的測試這樣說：

“要判訣誤殺有罪，須依賴陪審團是否確定……放置嬰兒在木屋後地上隣近一部電視機旁，被告是否對無助嬰兒的健康與福祉的危險表現出粗疏的忽略，而她有責任照顧此嬰兒。如果陪審團肯定被告對明顯的危險表現出漠不關心而仍甘冒於去做，她的粗疏就成立。”

由於「魯莽」在前述兩案及其他相關案件，連同上議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嘗試引入對「魯莽」有一個更寬廣的概念，引起一種看法，就是「魯莽」，不是嚴重疏忽，而是粗心大意，應作為誤殺類別的正當基礎，這在 1983 年的Seymour 案（上議院）和 1985 年 Kong Cheuk-kwan 案（樞密院）達到高潮。但「魯莽駕駛引致死亡」的法定罪行在1991年被英國取消後，對「魯莽」而又排除嚴重疏忽在誤殺案件中的是否應繼續應用遂被引起懐疑。這問題在 R v Admako（1955）中被上議院解決了。

Adomako 是四個被告在三宗不同的案件（Sulman、Prentice、Adomako 和 Holloway）中的一位被判誤殺罪成者，三案合併上訴至英國上訴庭。在其中一件案件中，S 及 P 是級別較低的醫生，被指控不適當注射，違反職責引致病人死亡。主審法官引導他們的陪審團，應用嚴重疏忽及 Lawrence 式「魯莽」兩者。Holloway 案涉及一個電工，他被聲稱錯誤安裝電器違反職責引致死亡。在審訊時，法官單以 Lawrence 式「魯莽」作引導。（所謂Lawrence 式「魯莽」，是在 Lawrence 案（1982）定下「魯莽」的定義，認為涉及的「危險」──指駕駛──不單要「明顯」，還要「明顯及嚴重」）。Adomako 是一名麻醉師，他被指在手術進行中違反職責，沒有注意到一條喉管須重新接上。Adomako 案的法官卻單以嚴重疏忽作引導，特別要求要注意高度疏忽。

在上訴時，上訴庭被要求去決定，在「違反責任」的案件中，適當的測試究竟是嚴重疏忽還是 Lawrence 式的疏忽，後者由上議院在 Seymour 案中有關駕駛汽車的誤殺提出作考慮，而樞密院在 Kong Cheuk-kwan 案中所應用。上訴庭作結：駕駛汽車誤殺案件除外，在失責誤殺的案件中，“正當的測試是由 Andrews 案及 Stone and Dobinson所定下的嚴重疏忽”，這需證明三個要素：1 有照顧責任的存在；2 失責引致死亡；3 「嚴重疏忽」。

上訴庭進一步指出，不可能擬訂出一個在嚴重疏忽案件中、可適用於所有失責案件、給予陪審團一個標準的指引，但陪審團可以在以下任何的情況（但不能窮舉），得到證明被告的「精神狀態」有嚴重疏忽：

1        對傷害身體的明顯危險漠不關心；

2        明顯能預見危險而仍然決定去做；

3        理解危險、有意避免，但仍以高度嚴重疏態度去嘗試避免；

4        不去注意、或怠慢去避免一個被告在職責上應處理的明顯及重要的事項。

由是，法庭撤銷了Sulman、Prentice 及 Holloway 的判刑，因為 Lawrence 式的粗疏已包含在陪審團指引之內。但上訴庭確定對 Adomako 的判刑，因為在此案中，陪審團被引導時只談及高度疏忽，不是粗心大意。Adomako 遂向上議院上訴。

上訴失敗。Adomako 在基於嚴重疏忽，判刑是正確的。上議院各大法官一致重申確立，在違反職責的案件中，嚴重疏忽是誤殺刑責的正當基礎。在解釋「嚴重疏忽」的意義時，代表全體審案的上議院各大法官發言者 MacKay大法官有這樣一番說話：

“這是留給陪審團的一個問題，他們要去評估，肩負責任的被告的行為有多少偏離正當小心要求的標準，包括其行為，以刑事眼光去審視，能置病人於死亡的危險。”

通常而言，Adomako 案是一個受歡迎已建立好的刑責基礎的回歸；它對 “罔顧後果誤殺 reckless manslaughter” 的影響將在另篇討論，但有幾點有關「嚴重疏忽」的法律問題仍頗富爭議性。第一個起於 MacKay 大法官所使用「死亡危險 risk of death」以建立起「嚴重疏忽」的門檻，相對於「對健康有傷害的危險 risk of injury to health」（由 Stone and Dobinson 及 Sulman, Prentice, Adomako and Holloway 案中英國上訴庭及由 Cheung Ping-mui 案在香港上訴庭所帶出）有更高的要求，它確有效地收窄了嚴重疏忽引致誤殺的範疇。這個採用標準亟須香港法庭從速認可。

其次，上訢庭在 Kong Cheuk-kwan 案中所列出可證明被告有嚴重疏忽的四種「不能窮舉」的「精神狀態」，究竟還有多大用處，又是另一富爭論性問題，特別是因為上議院是說了「死亡的危險」。表面上，現在給與陪審團的問題，簡單地就是被告的失責行為，是否「在當時太差的環境下」引致「死亡危險」的刑事行為。審訊法官差不多無可避免必須引導陪審團去尋找並決定，被告甚麽行為是「太差」。這點仍有待香港上訴庭去澄清。

（附註：此文及此後陸續發表有關刑事法的文章，原寫於 2014 至 2018 年之間，並刊登於《掌門天地》，故這些文章並沒有納入 2018 年 4 月 30 日後英國和香港產生新的或修訂的法例或判例。這些文章只提供讀者一些法律常識，並不能依賴為專業意見。讀者自身如涉入有關法律問題，仍應諮詢私人律師獨立意見。）